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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国际娱乐会所:“一个人”的摄制组

时间:2017/12/3 3:06:29  作者:  来源:  浏览:0  评论:0
内容摘要:初冬的吕梁山,天高云淡,北风凛冽。一辆车穿行在崎岖的山路上。开车的人叫高本增,人们都叫他“老高”,车上拉着他的“一个人”的摄制组——老高既是“头儿”,也是唯一的成员。腿脚不好、浑身是病的老高,怀揣一份共产党人的初心,扛着摄像机奔走在山间地头、村庄窑洞拍摄典型人物,一干就是20年。...
初冬的吕梁山,天高云淡,北风凛冽。 一辆车穿行在崎岖的山路上。开车的人叫高本增,人们都叫他“老高”,车上拉着他的“一个人”的摄制组——老高既是“头儿”,也是唯一的成员。 腿脚不好、浑身是病的老高,怀揣一份共产党人的初心,扛着摄像机奔走在山间地头、村庄窑洞拍摄典型人物,一干就是20年。50多个来自基层的优秀党员干部,走进了他的镜头,走出了这片大山,有的还当选为党的十九大代表。 高本增(左前)在临汾市大宁县徐家垛乡乐堂村拍摄纪录片(2006年1月25日摄,资料照片)。 镜头 老高今年60岁,今年11月退休。身材魁梧的他嗓音洪亮,脚上永远蹬着一双黑色老布鞋,用他的话说,“好走路,拍片方便”。 老高口中的“拍片”,最初是拍摄党员电教片,后来是拍人物纪录片。1998年,时任山西翼城县委组织部组织科长的老高,开始宣传先进党员,此前他从未摸过摄像机。 一个人策划,一个人写脚本,一个人拍摄;一台机器、一辆车,硬是拼凑起了一个摄制组。连老高也没有想到,这摄像机一扛就是二十年。 老高的镜头比较“挑剔”。他专注聚焦苦干实干的基层干部,村支部书记、大学生“村官”、第一书记……都是片子里的主人公。 老高的镜头追求“全记录”。他说,笨人就用笨办法。一个人物一拍就是一两年,甚至三四年;主人公走到哪拍到哪,干啥拍啥。“有时他们都被我拍烦了。”老高却从中悟出一个道理,只有忠实记录,才能更好诠释。 老高的镜头很“倔强”。2014年春节前后,老高正在拍大宁县的“80后”村医贺星龙,为了拍大年三十出诊的镜头,老高自带电暖气,在星龙家的一间空窑洞里搭上帘子住了下来。 除夕之夜,星龙的手机铃声响了,有病人哮喘发作。镜头里,儿子藏起了爸爸的听诊器,被心急的星龙一把推开,委屈地哇哇大哭;镜头外,开机拍摄的老高鼻子一酸,扛上机器坐上摩托跟着冲进黑夜。 在拍摄安泽县孔旺村第一书记程鹏时,有一次夜里跟拍程鹏回家。好久没见程鹏的女儿哭叫着说:“同学们说我没爸爸,我说我有,在村里当第一书记,他们都不信!你明天就送我一次吧,让同学们看看我没有说谎!”这一幕被老高录了下来,“多么感人的细节啊,摆拍能拍出来吗?” 凭着这股劲头,一个个典型就像埋在沙子里的金子,被老高的镜头“挖掘”了出来。这些年来,老高报道的这些人物中,有的获得全国劳模称号,有的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有的成为全国道德模范……而跟拍了3年的贺星龙,今年更是被选为党的十九大代表。 老高的成片时长一般在10到20分钟,按说100分钟素材就足够了,但他每部都拍了2000分钟以上的素材。“100分钟是专业要求,我的2000分钟既是笨办法,更是一名共产党员的高要求!”老高说。 精心提炼的故事,往往能直击内心。古县的一位村主任向村民介绍老高拍摄的大学生“村官”孙涛时,说着说着声音颤抖了,最后哭出声来,“这个后生不容易,老高片子拍得好!” 高本增在山西省汾西县核桃丈村荆棘丛生的山路上拍摄纪录片的空镜头(4月13日摄)。 新华社记者 曹阳 摄 姿势 五十多部片子,有的一拍就是几年,老高是怎么做到的呢?“镜头讲究了,身体就得先将就。”老高回答说。 趴在地上拍,应该是他“最轻松”的姿势了。一年冬天,在拍摄女大学生宋学琴时,老高趴在雪地里支起镜头。当时气温达到零下十几摄氏度,雪花一片片落下,时间一秒秒过去。镜头拍完了,老高身上落了厚厚一层雪,脸蛋通红,手脚麻木。 有时,老高会把自己吊在悬崖上拍。2017年春天,为了拍宋学琴嫁接扁桃的场景,他把绳子一头拴在山顶的一棵树上,另一头系在腰上,抱着摄像机跟着下了近乎90度的陡坡。拍完了仰角,老高喊一嗓子让人拉上去几米,接着再拍俯角。 “比年轻人都拼!”宋学琴佩服不已,“也不知道高老师哪来的那股劲儿?” 有时的拍摄还会有危险。2008年前后,老高去一座矿井拍摄,有一回刚到井下架好摄像机,头顶巷道的钢筋就发出“吱吱”的声响。从未下过井的老高有些害怕,但看到主人公面不改色地劳动,他一咬牙,继续拍! 这些年来,老高站在高压电杆上拍过,骑着摩托车跟拍过,他拄着拐棍拍,爬上山崖、钻过石缝拍……当地电视台一位记者说,别人拍片是工作,老高那是在玩命。 “咱没啥高超的技术,只能用最笨的办法把他们的事迹拍出来,让更多人知道,基层有那么一群可爱的党员干部。”老高说,他们的事迹感动了我,也净化了我。 药箱 别看老高上山下矿,生龙活虎,其实他浑身是病。熟悉的人都知道,老高一次能拍多久,得由药箱来定。 每次吃饭前,老高不是先拿筷子,而是开药箱。药箱里有治糖尿病的药五种,治心脏病的药四种,治胃炎的药七八种。 老高患糖尿病十几年,从2008年开始打胰岛素,现在的剂量是一般病人的两倍多。“肚子上全是针眼,快没地方扎了。”老高笑着说。 老高的腿一直不好,2014年拍村医贺星龙时,右腿膝盖经常卡住,不能弯曲,钻心般疼痛。一检查是半月板磨损,需要换膝盖。膝盖挺不直,影响了拍摄,老高只好去北京做了手术,右腿嵌入人工膝盖,打上钢钉。医生特意嘱咐说,千万不要爬上爬下。 然而,回到家腿还没完全消肿,老高就又上山了。“人工膝盖一般能用12年,医生说像我这样折腾,最多能撑七八年。” 2013年,老高在古县拍摄大学生“村官”孙涛时,正赶上秋天的连阴雨,山路塌方被困住了,整座大山只有老高和孙涛。没有吃的,他们就吃口长毛的馍馍。天气潮湿,老高后背生了大片湿疹,一老一小就这样熬了整整14天。 “看见您回来了,准是药又吃完了吧?”有一次刚进家门,老高的儿子倚着门调侃道。 “你爸回到家是病人,可拍片子比小伙子都有劲!”可说归说,老高的妻子韩香芬明白,丈夫拍片谁也拦不住。果然,在家没待两天,老高又急着要出门。韩香芬二话没说,悄悄地将救心丸放进了丈夫的口袋。 “房车” 拍片路上陪伴老高最多的,是那辆改装后的“房车”。 这是一辆依维柯车,老高把后座拆掉,安上木板当床,床下改装成柜子,里面放被子。山上蚊子多,老高就把车窗钉上纱帘。床边摆放着炉子、锅碗瓢盆、自制马桶等生活用品。 拍片时,老高大部分时间吃住在车上。有时晚上回不了城,老高就搬出炉子、架上锅,煮一碗热乎乎的面条,吃完了就在简易的小床上眯一会。晚上繁星低垂,四野俱寂,一片漆黑中只有车内透出一丝亮光,老高趴在那里写脚本。 山上的夜晚,起夜大便最麻烦。老高腿不好,蹲下去就起不来,而且山上有蛇。“不怕你们笑话,我有时拉到一半就提裤子往回跑。”后来,老高把小马扎中间的两根带子一剪,做成了简易“马桶”。“这可是我的‘发明创造’!”老高笑着说。 有人问,拍一两年可以理解,可一干就是20年,你到底图啥? “图啥?”年轻时当过村干部的老高说,现在农村思想多样化了,有的人思想迷惘,特别需要榜样引导;而那些默默奉献的党员干部,也需要理解与鼓励。 “他们身上的精气神,不正是我们干事业的底气吗?”老高说,典型身上体现了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拍好他们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只要能走得动,我就会拍下去,”老高说,他的“小目标”是拍100个人物,现在拍完了52个。 “人活一辈子,有这些片子陪着,就算没有白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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